資本市場每天的主題、故事層出不窮，但若論這個春天A股最重要的故事，非“雄安”莫屬，地處中國河北省腹地的三個小縣城已經攪動了資本市場的一池春水，包括冀東水泥、華夏幸福、唐山港等在內的“雄安”概念股接連瘋漲，一度成為市場中最強勢的板塊。

雄安新區到底是什么?

4月1日，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通知對雄安新區的定位有三點：第一點，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這一條重點強調了雄安新區的戰略高度，體現了中國本屆高層對于雄安的重視程度。更重要的是后兩點，通知指出，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正是這兩點定位使得資本市場近乎瘋狂地追逐雄安概念的上市公司。

首先分析第二點定位，其實中國歷史上并不缺少“經濟特區”和“新區”。事實上，自1979年鄧小平提出要辦“出口特區”之后，中國政府先后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地設立了經濟特區，此后1988年在海南設立經濟特區，2010年和2014年分別在新疆的喀什和霍爾果斯設立經濟特區，目前“經濟特區”共有7個。而“新區”就更多，自1992年浦東新區設立以來，中國先后設立了包括雄安新區在內的19個國家級新區。

但事實上，從政策效果來看，并不是所有的“經濟特區”和“國家新區”都收到了應有的效果。以成立較早的5個經濟特區為例，事實上從經濟發展速度的角度看，只有深圳是這些經濟特區中的佼佼者。深圳從改革開放前的一個小漁村，經過37年的發展，已經成長為一座國際化大都市，也是中國絕對意義上的一線城市。在這37年中，深圳特區的年均GDP增速是28.7%，遙遙領先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5.3%。而在4月1日發布設立雄安新區消息的同一天，河北召開全省領導干部大會，河北省委書記趙克志宣布中央決定，許勤任河北省委副書記，提名省長人選，而許勤此前的職務是深圳市市委書記。借助“深圳經驗”，又是同一操盤手，似乎雄安真的有可能創造下一個“深圳奇跡”，而這也正是外界對雄安寄予如此高期望的主要原因。

而浦東新區同樣經歷過這樣的巨變，25年前的浦東新區，多數地區都還是荒郊，上海本地也有“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說法。但在1992年設立新區之后，浦東經歷了一輪經濟大發展，25年經濟發展復合增速達到14.4%，陸家嘴已經搖身一變，成為中國絕對意義上的金融中心，甚至以金融業在GDP中占比計，浦東新區已經可以和紐約等國際金融中心比肩。上海自貿區設立之后，在金融改革持續深化改革，例如2015年10月監管部門和上海市政府發布的“金改40條”，浦東新區有望作為中國金融改革的龍頭持續領跑。

對于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的成功，區位優勢是不得不談及的因素。深圳和上海都是沿海城市，擁有適合貿易的深水港和大型河流的出海口，而同時也分別有珠三角和長三角作為廣闊的經濟腹地。然而相比深圳和浦東，雄安在區位上存在明顯劣勢，地處內陸，而中國北方京津冀地區的經濟發展均衡程度也難以和長三角、珠三角比肩。

但從過往發展經驗看，區位優勢并不是發展的唯一先決條件。從五個早年的經濟特區看，廈門、珠海、汕頭、海南等地在區位優勢上都不比深圳弱太多，距離香港、臺灣等地區距離不遠，也處于泛珠三角經濟帶。但從實際結果上看，這四個經濟特區都沒能復制深圳的傳奇。事實上，政策紅利才是深圳和浦東作為“新區”、“特區”能夠崛起的真正核心原因。以深圳為例，持續的制度改革與創新才是推動深圳經濟持續穩健增長的源動力。

人才政策的改革創新即是一例。同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同，深圳本身高等教育環節較為薄弱，為吸引人才，深圳于2010年10月開始實施“孔雀計劃”，對于納入該計劃的海外高層次人才，政府給予80-150萬元的獎勵補貼，對于引進的世界一流團隊給予最高8000萬元的專項資助。雖然深圳也和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一樣，近年房價飛漲，但政府推出人才安居工程解決高端人才的后顧之憂，根據規劃，深圳將在“十三五”期間新建設不少于30萬套人才住房，僅2017年就有近6萬套計劃開工。正是深圳市政府在引進人才和留住人才上的大力支持，才讓深圳持續人口凈流入，為特區提供了源源不斷的人才供應。

而持續不斷的金融改革同樣為深圳的發展蓄力。相比擁有包括大量國有銀行、國有保險公司、距離監管更近的北京和事實上開放更早、更加洋派、外資機構云集的上海，深圳本土的金融機構的發展則更加“草根”和勵志，可以說，深圳發展銀行、招商銀行、中國平安保險等一批深圳本土金融機構的創業史就是深圳的金融改革創新史。而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結構調整，傳統“老經濟”占比不斷下降，上海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的成長性也開始逐步被深圳交易所中小板、創業板上市的“新經濟”企業所超越，深圳在中國金融版圖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近年來，前海等“特區中的特區”更是為深圳的金融發展注入了新的力量。

因此從這一點看，由三個中國北方小縣城組成的未來的“雄安新區”似乎并沒有明顯的劣勢，而從臨近中國政治中心——北京的地理位置上講，雄安新區在政治資源上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如果能夠大膽推進改革和制度創新，相比深圳、浦東，雄安甚至更具看點。

回過頭來看對于雄安新區的第三點定位——“千年大計”，這個說法確實值得研究，何為“千年大計”?即使真的是“遷都”，稱得上是“千年大計”嗎?可能也算不上，而此前人民日報更是直接澄清，指出雄安新區不是“聲東擊西的遷都”，也不是再建“首都副中心”。從種種信號看，雄安新區之所以能被稱為“千年大計”，可能與未來醞釀的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有關。

如果從更大的圖景縱觀歷史全局，深圳特區和浦東新區設立的試點都是中國改革與開放過程中的關鍵時間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正式開始改革開放，而深圳特區就在此時誕生，可以說深圳特區就是改革開放的產物。而此后80年代后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曾經出現過一些問題，中國民眾開始對改革開放的正確性產生懷疑，而經濟增速更是下滑到4%以下。這輪經濟周期的拐點出現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堅定了推進改革開放的決心，此后包括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醫療制度改革等新一輪的改革開放持續深化，而這正是浦東新區誕生的時點。

從全要素生產率的角度看，中國的內生經濟周期與改革與開放密不可分，1979年的改革開放、1992年的小平南巡、90年代后期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加入WTO都曾經通過釋放改革與開放的紅利，改變了中國經濟的走向。而從2008年開始，中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調整周期，經濟呈現L型走勢，底部已經逐步探明，但如果需要拐頭向上，則需要新一輪改革開放，即第四輪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釋放。

但這一輪的制度改革與之前相比又有不同，經濟體制的改革已經初步完成，此后的改革將逐步進入“深水區”，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成為不能再回避的話題，同時對提高當前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而言，也比經濟體制改革來的更為重要。從這一角度看，雄安對于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史的意義可能比深圳和浦東更大，深圳和浦東是順應了兩輪經濟體制改革的潮流，而雄安代表的，可能是本屆政府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更大的雄心壯志。這也與雄安的地理位置有關，由于其臨近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將發揮更大作用。從另一角度看，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中心已經多年，政治形勢較為復雜，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會出現“大船掉頭難”的現象，而如果將部分政治資源轉移到臨近北京的雄安，未來則可能在改革過程中另辟蹊徑、收到奇效。

另外，近期有兩個信號值得關注，一個嚴肅而一個略顯輕松，這兩個信號都表明，本屆中國執政者對于政治體制改革深化的態度可能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一個嚴肅的信號是中國正在進行一輪新的反腐，而這次的反腐的重心在于金融領域。金融領域作為權利尋租與變現的最便捷途徑，是反腐難度和阻力最大的領域，然而中國近期在金融反腐領域的一系列動作正在改變市場的這一認知。

4月初，中紀委網站發布消息，中國保監會黨委書記、主席項俊波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在接受組織調查。幾乎同時，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傳言被帶走協助有關紀檢部門的調查。事實上，自“十八大”以來，中紀委已經通報了11名來自金融監管系統的高級領導干部，而另一方面，近期市場亦傳言有多位資本“大鱷”落馬和接受調查。金融體系的反腐可能是一個信號，其背后深層次的意義在于當前中國的執政者正在打破過去形成的一些僵化的利益分配機制，這種對相當長時間內既得利益者的打壓正是政治體制改革中最難的一環。

另一個略顯輕松的信號是近期中國正在熱播的一部電視劇，和過去相當長時間內充斥屏幕的玄幻、言情類型作品不同，這次的熱播劇——《人民的名義》是一部當代反腐題材電視劇，該劇于3月28日播出之后登頂幾乎所有收視排行榜的首位，也迅速成為民眾熱議的話題，甚至被一些評論家稱為新版的《官場現形記》。早前反腐題材電視劇自2004年之后都未能在電視黃金檔播出，但出人意料的是，《人民的名義》這樣題材敏感、尺度超前的作品反而僅僅只有十天就通過了審查，過審速度遠遠超過了該劇的原創者的預期。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這部電視劇除了引起話題熱議之外，甚至開始產生了現實中的效果。例如電視劇中被批評的信訪局低矮的“蹲式窗口”就被頻頻曝光，一些官方媒體也對此作出評論，《人民的名義》雖然落幕了，但中國的反腐則永遠沒有終點。從這一點上看，中國高層這次對于反腐和改革似乎是要“玩真的”了，對于存在的問題不再以“政治敏感”的理由遮遮掩掩，而是鼓勵輿論和普通民眾共同監督，如果能持續在全社會營造這樣一種自下而上的改革氛圍，未來的改革效果確實值得期待。

總體上看，從近期的官方表態和輿論導向上看，中國似乎正在醞釀更進一步的政治體制改革，如果執政者能夠下定決心，找對路子，中國可能會順利推進第四輪改革與開放，而中國經濟的內生增長率則有望借此向上突破，重新回到兩位數的高增長。若干年之后回頭看，雄安新區可能正是這一輪政治體制改革的引子，那么用“千年大計”，甚至更夸張的表述來定位雄安，也并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