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小時貶值8%至7.4?如此驚人的消息確實搜索引擎谷歌鬧出的一場大烏龍。雖然誤會很快被澄清，但異常的波動還是引起了市場的激烈反應，造成一片輿論嘩然。

　　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究竟怎么了?什么是導致目前困境的深層原因?在近期舉行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與太平人壽共同舉辦的系列品牌活動“智慧連城•思享會”杭州站上，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圍繞兩大關鍵詞解析中國當前經濟形勢，并告誡我們：“面對困難，千萬別發牢騷。”

　　當前經濟困難中的“四降一升”

　　觀察中國經濟，要從當前面臨的問題和矛盾入手。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的主要困難是“三期疊加”，即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使得整個經濟局面變得十分復雜。這種“三期疊加”導致的矛盾和問題近期主要表現為“四降一升”：

　　一是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最近幾年來，我國GDP增速漸次放緩，2013年增速為7.7%，2014年增速為7.3%，2015年增速為6.9%。

　　二是企業利潤在下降。2015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幅比上年下降2.3%;而且，越是上游的企業，利潤下降得越厲害、越明顯。

　　三是生產價格指數(PPI)在下降。工業品價格指數連續4年多負增長，不僅壓縮企業利潤空間，還會有導致“投資者不投資、消費者不消費”的風險。

　　四是財政收入在下降。2015年全國財政收入按同口徑比較增長僅5.8%，有個別省份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

　　“一升”則是指潛在的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在上升。去年，股市從3000點急上5000點，又急落。樓市今年的狀況根本上來講還是貨幣問題。今年“三去一降一補”其中去杠桿是一項重要任務，杠桿率就是負債率，這個負債率在我們國家究其風險來講還是企業負債。現在的企業負債率過高，因為企業融資更多是靠間接融資，就是通過銀行，我們通過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才占百分之十幾，百分之八十以上靠的是銀行。企業負債欠銀行錢，企業負債出了問題，銀行就出問題，銀行出問題財政就出問題，財政出問題就是系統性的金融風險。

　　對于這些問題怎么來判定呢?我覺得有周期性原因，但是主要又不是周期性原因，而是結構性原因，供給結構錯配問題嚴重。

　　面對經濟困難，別發牢騷別抱怨，要知道這是規律

　　首先要認識一下周期性。通俗地說，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就是一種周期。進入冬天必然遇冷，怎么辦呢?一般可以采取供熱、供暖、空調這些辦法。但如果沒有這些供熱條件，還有一個最原始的辦法就是“硬挺”或是“苦熬”。與之類似，如果經濟遇到單純的周期性問題，可以用“挺”或“熬”的辦法，坐等經濟回暖。但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無論是國際環境還是國內問題，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周期性因素可以解釋的。

　　從國際看，當前世界經濟的深度調整并不是一個短周期，而是一個長周期。從國內看，眼下中國經濟深層次的矛盾問題不斷累加，我們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無論是“三期疊加”還是“四降一升”，都不是短期內靠“硬挺”和“苦熬”就能跨過去的坎。因此，我們必須攻堅克難，直面挑戰，加快改革創新，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去解決深層次矛盾。

　　面對經濟困難，別發牢騷別抱怨，要知道這是規律

　　“三個層面”把握中國經濟新常態

　　把握好經濟發展新常態這個大邏輯，得從以下三個層面去分析。

　　一是從經濟增長速度層面把握新常態。中國經濟到了一個增長速度換擋期，因為中國經濟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在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生態資源環境的承載力及人口紅利都在減弱，特別是經濟發展方式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亟須解決，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付出新的成本，這也是經濟增速下行的重要原因。就像汽車在高速行駛的時候要換擋，不可能一下子從五擋到一擋。在經濟換擋期，穩中求進是總基調，所以不能盲目追求數量，但要保持一定數量的增長。

　　經濟增速回落是正常的。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不是數量問題、速度問題，是健康問題。中國經濟要走到一個新階段，由過去規模速度擴張的粗放增長，轉到質量效益提高的集約增長，就是由粗放到集約。

　　中國經濟速度的放緩也和長期累積的矛盾有關。一方面是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過去的高速發展主要依靠大量的低價勞動力，生產低成本出口產品“打天下”，但如今中國的勞動力人口下降，勞動力成本上漲，過去的模式不可持續。過去高能耗的粗放型增長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自然和環境不堪重負。另一方面，中國步入老齡化，但是中國老齡市場的開發不夠，應學習日本的“銀發經濟”，盯住老齡市場。

　　面對經濟困難，別發牢騷別抱怨，要知道這是規律

　　二是從經濟增長結構層面把握新常態。中國經濟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就是結構層面，所以要調整產業結構，繼續優化，即農業應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工業應由中低端產業走向中高端，而服務業則著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特別是，部分高附加值的現代服務業面臨體制上的問題，如金融業方面的中小企業融資問題，要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最根本的還是在于打破壟斷局面。

　　三是從轉換增長動力把握新常態。過去中國經濟很重要的增長動力是靠要素的投入，包括資本、資源等，這也造就了一批富裕者，比如煤老板、礦老板等。而現在，中國需轉換增長動力。我們要用創新和技術進步來替代大量的物質投入，讓創新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點。

　　世界經濟得了病

　　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任務、要求都發生了新的變化，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更多體現在供給層面，體現在結構性問題上面。

　　世界經濟出了問題，最早是上個世紀70年代，從歐美開始。當時西方國家出現了一個叫做“滯脹”的問題。一方面經濟增長停滯，但是一方面通貨膨脹。當時我們還笑著說資本主義要滅亡了，因為這兩件事情不能同步發生。70年代有一種理論說資本主義得了相克的兩個病，一個叫肝炎、一個叫糖尿病。得肝炎的病人需要增加各種營養，高蛋白、高脂肪的東西，但是糖尿病最怕這兩樣東西。

　　這個病怎么解決的?美國有位經濟學家叫拉弗，拉弗畫了一條線叫做拉弗曲線——一般情況下，提高稅率能增加政府稅收收入。但稅率的提高超過一定的限度時，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即稅基減小，反而導致政府的稅收減少。但是真正把拉弗這套東西運用到現實中的實際上是美國的里根總統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這就是我們講的供給側理論的實踐發展。

　　面對經濟困難，別發牢騷別抱怨，要知道這是規律

　　供給側改革是治病良方

　　所有的經濟活動其實都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需求，一個是供給。過去我們更多地是在需求方面想辦法，更多地通過拉動“三駕馬車”特別是用出口和投資來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但現在需求方面政策效用不斷遞減，而且副作用持續積累，回過頭來，我們還得在供給側尋求新突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攻堅克難。

　　供給側改革還有一個問題，得放到中國經濟的大環境里去把握它。這個大環境是什么?就是“新常態”。

　　對于供給側的改革，我們其實并不陌生。比如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當時吃不飽肚子，還要糧票。我們解決吃飽肚子的根本方法不是從需求側入手，而是在供給側上想辦法，解散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僅一舉改變了廣大農村和農民的貧困問題，而且迎來了一個長達30多年的改革開放新時代。

　　面對經濟困難，別發牢騷別抱怨，要知道這是規律

　　回過頭來，大家看到中國經濟增長有所回落別唉聲嘆氣，別抱怨，因為這是規律。這次經濟增長回落下行告訴我們，過去依靠廉價勞動力生產低價格商品，用低成本優勢干出口、打天下，這條路到此為止，干不下去了。一個真正的企業家不要埋怨外部環境，你要改變自己，到了冬天別賣襯衣，要賣羽絨服。

　　身處這樣一個錯綜復雜局面，我們還是要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堅持“穩中求進”這樣一個基調，大家不要急，就是穩中求進，增長要回落，我們還是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增長和提高效率，我們向改革要動力，向結構調整要空間，從這個結構來說，我們還是堅持兩分法辯證地看這三期，我們計劃它，緊緊應對挑戰，同時也把它看作是機遇，看作是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這樣一個機遇，而處理好這樣一個重要階段，中國經濟就能夠再續輝煌。

　　對于中國經濟來說，我們確實現在面對很多困難，對現在的困難既要正視它，直面挑戰。同時千萬別發牢騷，你一定要有不斷向上、充滿激情這樣一種精神，我個人始終堅持一個觀點，我們過去30多年取得了輝煌成就，往后看30年，我們的成就絕對會好于前30年。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只要有效解決好當前面臨的供需結構錯配矛盾，是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動國民經濟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更加健康、更可持續的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