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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由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發展經濟學分會主辦,溫州大學商學院和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共同承辦,并由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經濟評論》編輯部和《武漢大學報(哲學社會科版)》編輯部協辦的第十一屆中華發展經濟學年會于2017年7月7日至9日在溫州大學成功召開。

          本屆年會的主題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新結構經濟學”,本屆年會接到投稿論文100余篇,大會秘書處挑選出70多篇論文參加會議。近百名參會代表分別來自中央黨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山東大學、安徽大學、河南大學、湖南大學、云南大學、湖北大學、暨南大學、上海財經大學、江西財經大學、南京財經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北京郵電大學、北京農學院、重慶工商大學、陜西師范大學、泉州師范、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經濟學院、華東交通大學、北方民族大學、長沙理工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寧夏醫科大學、寧波工程學院、龍巖學院、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浙江省社科聯、香港中文大學、紐約州立大學、溫州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武漢大學以及《光明日報》、《教學與研究》、《經濟縱橫》等國內十多家學術期刊和新聞媒體。

 

  圖一:第十一屆中華發展經濟學年會代表合影

  第十一屆中華發展經濟學年會開幕式于7月8日上午8:20開始,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發展經濟學研究分會副會長、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陳廣漢主持開幕式,溫州大學校長李校堃,中華外國經濟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教授王志偉,中華發展經濟學會會長、武漢大學教授郭熙保先后致辭。李校長對各位專家學者的蒞臨表示感謝,介紹了溫州的發展歷史,并以“高水平應用型大學建設的探索與思考“介紹了近幾年溫州大學的發展以及發展模式,讓與會代表感受到了溫大以及溫大商院的魅力。王志偉教授對本次中華發展經濟學年會的順利召開表示感謝,并指出中華發展經濟學分會在總會中舉足輕重的作用以及中華發展經濟學分會對經濟發展的突出貢獻,并宣布了7月7日晚舉行的理事會的投票結果。郭熙保教授代表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發展經濟學研究分會向溫州大學、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以及參會的各位代表表示感謝!他提出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減慢已經是一個長期的事實,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的重大問題,“新結構經濟”是林毅夫教授提出的理論,在國際發展經濟學領域占據一席之地,為中國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

 

  圖二:溫州大學校長李校堃致歡迎辭

 

  圖三:中華外國經濟學研究會副會長王志偉教授致辭

 

  圖四: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發展經濟學分會會長郭熙保教授致辭

  在開幕結束后,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教授以“新結構經濟學、自生能力與新的理論見解”為主題發表主旨演講,向各位代表闡述了新結構經濟學。林毅夫教授首先詳盡的介紹了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特別強調要素稟賦結構的重要性,認為一個經濟體的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安排等均內生于要素稟賦結構。要素稟賦的相對稀缺性決定了相對價格,而相對價格則決定了比較優勢,選擇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發展的企業則具有自生能力;而在發展過程中市場和政府作用均不可偏廢,市場在于提供正確的價格信號,政府則在于協調企業行為,因勢利導,甄別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接著林教授基于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對華盛頓共識,漸進性改革和休克療法的績效差異進行了評述; 討論了發展中國家發展過程中產業政策成功的關鍵,政府可重點關注的幾類產業。接著林教授討論了新結構經濟學所提供的新洞見: 將結構的因素引入新古典經濟學,我們將可探討最優金融結構,最優人力資本結構等。最后林教授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研究進行了展望:從理論層面而言,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體系已經成熟,其數理化,模型化有待繼續完善;而從實踐層面而言,追求經濟的發展是每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愿景,理論不僅在于認識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推動經濟的發展,需要社會科學工作者們做出更多努力,知行合一。

 

 

  林毅夫教授主旨演講結束后,與會代表稍事休息。為了能夠與林教授更加充分的交流,本屆年會特地設置了“新結構經濟學專場 ( 圓桌論壇 )”,論壇由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學術副主任王勇主持,邀請六位嘉賓介紹自己對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解。六位嘉賓分別是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發展經濟學研究分會會長郭熙保教授、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長黃先海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聯席主任葉初升教授、華中科技大學經濟院長張建華教授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趙昌文部長。

 

 

  黃先海教授提出了以下問題:一個時點的產業政策是否是唯一的,政府對于一個時點的要素稟賦是否能夠干預還是完全被動的?產業政策有效性的點在哪里?他認為在要素稟賦之外,規模經濟對于經濟發展也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新結構經濟學是否忽略了這一點?同時黃教授指出對于比較優勢還未顯現的產業,政府的干預不僅在于交易成本,也可能直接作用于企業的生產技術。趙部長則是通過印度、沙特的案例,提出的在技術進步如此迅速的時代背景下,像印度的人口的紅利、沙特的資源稟賦的優勢能否在未來依舊發揮作用,會不會發生變化。韋森教授比較了幾位華人經濟學家的理論,認為林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對于當前中國的發展正逢其時,指出能夠把貨幣理論和產業周期相結合是新結構經濟學一個開拓。

  郭熙保教授對發展經濟學的脈絡做了簡要的介紹,認為新結構經濟學不應該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需要與其他發展經濟學理論相互結合,融會貫通,希望新結構經濟學能夠從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的角度出發來研究。郭教授同時指出新結構經濟學雖然目前關注發展中國家,但是也適用于所有的國家,是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創新。張建華教授表示新結構經濟學將結構與新古典方法結合起來,提出新的理論,對于發展經濟學具有很大的意義,并提出了兩個問題:如果幾種結構并存,是否會造成多重均衡,如何描述多重均衡,如何避免我們不希望的路徑?是否可以考慮增加“有效政府”研究與探討?葉初升教授指出每個學科都有一個范式,如果能夠找到發展經濟學的范式,就可以結構主義等發展經濟學理論做出評價。發展經濟學范式兩大要素:一是發展(發展不是增長),結構的變遷是發展的核心,且這種結構變遷是內生的,一種結構變遷為另一種的結構被稱為顯性發展;二是研究對象和理論邏輯起點均應為發展中國家,相比于怎么發展要更關注為什么不發展,同時注重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異性、差距。新結構主義特別強調結構的內生性,是符合發展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要素的,同時希望新結構經濟學除了稟賦結構,也將勞動力的技能結構、需求結構納入到理論分析中來。

  六位嘉賓發言結束后,幾位現場聽眾也進行了提問。最后林毅夫教授對各位嘉賓和現場觀眾的發言做出了回應。對于黃先海教授的觀點,林教授認為規模經濟很重要,但是在模型中引入會很復雜,并且規模經濟與要素稟賦并不矛盾。關于技術革命的問題,林教授雖然也認為有這種機器大規模替代勞動力的可能性,但是不會那么快到來,尤其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對于郭教授的問題,林教授認為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都是新結構經濟學要深化的問題,由于目前還是在建立一般原則的階段,之后會研究這些具體問題。而關于“有為政府”如何變成“有效”,林教授政府在不同發展階段功能不一樣,要分產業分階段來考察,“市場有效”要“政府有為”作為前提。對于勞動力技能結構的問題,林教授認為勞動力質量對于勞動力重新配置是很重要的,在劉易斯二元結構中,人口轉移實際上也是有過程的,需要政府做教育培訓等方面的引導。最后林教授提出中國當前快速發展帶來的各種問題,是當前中國經濟研究的“金礦”,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者應該有自信和自覺來挖掘中國的經驗,幫助我們國家實現民族復興。

 

  圖七:分論壇

  7月8日下午為平行論壇,全體會議代表分別在“新結構經濟學”、“微觀經濟、農村經濟與供給側改革”,“宏觀經濟、國際經濟與金融”和《經濟評論》4個分論壇進行發言和討論。代表們在各個論壇報告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從各自的研究視角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并相互在理論構建、實證設計、文章寫作等方面提出修改建議。本屆年會新設置的《經濟評論》分論壇請到了期刊和高校的專家,從編審和學術的角度對文章進行初評和點評,使作者更加貼近“學術市場”,這種新的討論模式得到了與會者的好評。各個分論壇學術氛圍濃厚,討論非常熱烈。

  7月9日上午,大會繼續進行,首先由六位學者作大會演講。前半部分由溫州大學商學院院長胡振華主持,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王志偉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韋森教授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趙昌文部長作大會發言。

 

 

  王志偉教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解讀”為主題,認為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理論上并非來源于西方經濟學,而是立足于國內外多重矛盾和風險疊加的現實條件下,既要解決短期產能過剩和結構失衡問題,又要解決長期經濟增長問題的重大戰略決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當前在經濟領域(也會關系到社會其他有關領域)的重大戰略決策。這是在問題導向前提下,根據我國經濟的實際情況提出的有針對性的戰略決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多方面理論意義,至少可以從短期和長期、數量和質量、供給側和需求側、穩定與增長、調整和改革這樣幾個方面的辯證關系角度去理解和解讀。

  韋森教授以“創新與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為主題,首先介紹中國經濟的當下格局,指出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不斷下降。中國近期的投資也在下降,而最近投資資金的來源好像出現了問題。目前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例已經是天量,投資的回報率越來越低,繼續靠增加投資,很難再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中國的負債也在不斷增長,2012年以來,銀行貸款利息復旦一直高于GDP的增量,因此中國經濟增長不能再靠投資,之后的關鍵在于TFP,在于創新。最后韋森教授強調: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和法治化市場經濟的中國改革的大方向。

  趙昌文部長以“關于工業革命的三個定律”為主題,分析了近兩百年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總結出了三條規律:工業革命是大國崛起的必由之路,引領工業革命是經濟基礎和制度優勢的結果,后發經濟體越來越難以采用舊的工業化模式。認為中國想要崛起,就一定要抓住下一次科技革命的機會,轉變發展范式、進行制度調整,增強產業間的縱向流動性,成為科技革命的領導者。

  大會發言的下半場由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發展經濟學研究分會副會長、山東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東輝主持,中共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山東大學經濟學院臧旭恒教授,云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龔剛院長做大會發言。

  周天勇教授以“全球衰退的經濟機理及其治理思路和治理方案”為主題,指出我們現有的宏觀經濟分析視角、方法和政策需不需要反思和修正?首先,一般的宏觀經濟分析,從因素上看,大都暗含一個假定,人口增長是穩定的,經濟增長波動是由技術、投資、消費、貨幣、稅收、價格、制度等變動所致。其次,從結構和總量的分析上,較為注重總量性的運行,如總需求、總供給、價格水平、失業率、國際收支,當這些指標不平衡和出問題時,運用總量性的經濟政策。對于中國經濟的問題,周教授認為我國的經濟衰退主要體現在“國民收入分配”和“勞動力流動”兩個方面,并提出要從“結構性減稅”和“結構轉型”上做出改變。

  最后總結到,針對中國的經濟,既要有全球的視野,也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龔剛教授以“發展過程中的宏觀結構演化——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認為經濟發展存在兩個階段的轉變:一是勞動密集型到資本密集型的轉變,二是資本密集到知識密集的轉變。針對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存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拐點。在此背景下,教授針對中國的中等收入陷進進行了論述,認為中國正處于第二個轉變階段。最后,教授也提到了供給型經濟等相關的問題。

  臧旭恒教授以“如何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為主題,認為中國的消費水平表現為兩點,一方面,總消費支出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的貢獻日益增長。另一方面,中國的居民消費在較長時間內保持低位。而目前經濟生活中存在這樣的“悖論”: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急劇提高并維持在較高水平與我國消費率、居民消費率持續大幅下降。臧教授認為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急劇上升,主要原因為在消費量穩定增長的同時,投資總量增速放緩、出口總量負增長。

 

  圖九: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發展經濟學研究分會副會長彭剛教授做總結

  大會發言結束后,舉行大會閉幕式,閉幕式由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發展經濟學分會副會長、華中科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徐長生主持,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發展經濟學研究分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彭剛教授作大會總結。彭教授談到發展經濟學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回顧了發展經濟學年會的發展,感謝老一輩對發展經濟學的貢獻。而今天,第十一屆中華發展經濟學年會,齊聚溫州,交流思想,記錄著發展經濟學發展的軌跡。發展經濟學的明天,值得期待,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發展經濟學研究中來,特別提到了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

 

 

  最后由武漢大學葉初升教授宣布本屆年會的優秀論文。杜立和錢雪松(華中科技大學),李靜(安徽大學),鄭江淮和沈春苗(南京大學)獲得一等獎。鄒欣(北京大學),余官勝、范朋真和都斌(溫州大學),劉傳江和趙曉夢(武漢大學),宋德勇和李東方(華中科技大學)、習明明和彭鎮華(江西財經大學)獲得二等獎。會場上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儀式,全體代表對獲獎者表示祝賀。

  第十一屆中華發展經濟學年會圓滿結束!期待各位代表2018年相聚于昆明。